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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超重与肥胖患病率及高体重指数疾病负担：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系统分析

　　背景：超重与肥胖构成了一场全球健康危机，显著增加了非传染性慢性病的风险。在拉丁美洲，超重和肥胖的增加受到多种因素的驱动，包括与城市化相关的身体活动不足，以及以全天然食品被超加工替代品取代为特征的营养转型。及时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对于公共卫生政策的设计与监测至关重要

　　背景：超重与肥胖构成了一场全球健康危机，显著增加了非传染性慢性病的风险。在拉丁美洲，超重和肥胖的增加受到多种因素的驱动，包括与城市化相关的身体活动不足，以及以全天然食品被超加工替代品取代为特征的营养转型。及时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对于公共卫生政策的设计与监测至关重要。 方法：本研究展示了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对1990年至2023年拉丁美洲超重和肥胖患病率以及高体重指数（BMI, Body Mass Index）归因负担的估算。患病率估算按国家和性别以及年龄组报告，包括儿童（5–14岁）、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15–24岁）以及成年人（25岁及以上）。分析纳入了70个新的个体层面数据源和一份新报告。估算采用时空高斯过程回归（ST-GPR, Spatiotemporal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生成，并包含对自我报告数据的调整。高BMI的归因负担通过考虑与该风险因素相关的26种疾病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 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进行量化。 结果：2023年，墨西哥在儿童中超重和肥胖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在该地区最高（28.4%）。在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组中，智利显示出最高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51.9%），并且在25岁以上成年人中也记录了最高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79.9%）。在拉丁美洲，估计有2.74亿25岁及以上人群（72.1%）患有超重或肥胖，1.27亿人患有肥胖症。哥伦比亚自1990年至2023年在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的百分比增长最快（68.9%）。总体而言，该地区的肥胖患病率呈现单调递增趋势；自2015年以来，大多数亚区域的成年人口年度变化超过0.7个百分点。2023年，有1580万DALYs归因于高BMI。墨西哥记录了最高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为每10万人口3414.25。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和慢性肾病是对男女双方归因于高BMI的DALY率贡献最大的三种疾病。在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归因于高BMI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未显示明显增加（其不确定性区间包含零），这反映了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的下降；然而，由于人口增长和老龄化，这四个国家归因于高BMI的DALY绝对数量均有所增加。 解释：高BMI是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女性DALYs的三大主要风险因素之一。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患病率的快速增长（肥胖患病率增加346.3%）警示着未来医疗保健系统能力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应优先获取5至14岁儿童的实测BMI数据，以改进对该年龄组患病率的估算。 资助：盖茨基金会。

　　超重和肥胖作为代谢性危险因素，正日益恶化全球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健康状况。先前研究估计，2021年全球有9310万5-14岁儿童和8060万15-24岁青少年及年轻成年人患有肥胖症。超重和肥胖会增加多种非传染性疾病（NCDs,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的风险，包括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这些疾病是全球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到2030年，对于肥胖患病率为30%的国家，由肥胖及其后果导致的卫生支出预计将达到国家卫生支出的18%。

　　在拉丁美洲，自1990年代以来，关于超重和肥胖率上升的担忧已被记录，特别是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研究人员将这些趋势归因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加剧的营养转型，即全球化和市场整合促进了本地采购的全天然食品被超加工替代品取代，同时伴随城市化的推进。快速城市化还影响着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这些是身体活动的关键决定因素。对于该地区的一些国家，营养不良的双重负担——即营养不足与营养过剩并存——给卫生部门带来了特别高的压力，因为卫生系统必须管理高BMI不断上升的成本，同时还要应对儿童和孕产妇营养不足的健康后果。

　　过去的研究要么侧重于测量特定国家的超重和肥胖患病率，要么侧重于测量高BMI的归因负担，且往往局限于特定人群（如妇女、儿童）或大城市区域。缺乏一个全面的流行病学分析来提供跨国家、年龄组、性别和时间的超重和肥胖及其负担的估算。因此，有必要提供拉丁美洲地区按国家-性别-年龄分解的超重和肥胖的准确可靠估算，不仅反映风险因素的当前状态，也展示历史趋势。

　　该研究利用202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框架，分析了1990年至2023年间拉丁美洲17个国家的数据。主要技术方法包括：

　　：从全球健康数据交换库（GHDx, Global Health Data Exchange）进行系统性检索，新增了70个来自拉丁美洲的个体层面微观数据源和1份报告数据源，共计217个数据源覆盖34年。

　　：采用时空高斯过程回归（ST-GPR, Spatiotemporal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估算平均BMI、超重和肥胖患病率。该方法是一种三阶段方法，结合线性混合效应先验、时空平滑和高斯过程回归，在GBD的年龄、性别、地点和时间维度上进行估算。在数据稀疏的情况下，时空平滑组件会借用相邻地点、年龄和年份的数据信息。

　　：在GBD 2023轮次中，更新了自我报告微观数据的调整方法。通过计算每个国家、性别、五年年龄组和BMI五分位数下实测平均BMI与自我报告平均BMI的比值来计算调整比率，使得调整因子随地点、年龄组、性别和BMI五分位数而变化。

　　：量化了高BMI与26个风险-结局对的相对风险（RR, Relative Risk），采用贝叶斯正则化修剪元回归（MR-BRT, Bayesian Regularized, Trimmed Meta-Regression）模型综合318项研究的数据。对于2-19岁个体，RR来源于比较超重和肥胖与正常体重的二分法模型；对于20岁及以上成年人，BMI作为连续风险因素建模，理论最小风险暴露水平（TMREL, Theoretical Minimum Risk Exposure Level）定义为20-21 kg/m2。最终计算人群归因分数（PAFs, 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s）以推导归因风险因素比例。不确定性通过在整个估算链中携带250次随机抽取来传播。

　　2023年，拉丁美洲超重和肥胖影响了1700万（95% UI 1340万-2120万）儿童（5-14岁）、3830万（3400万-4300万）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15-24岁）以及2.74亿（2.64亿-2.83亿）成年人（≥25岁）。对应的区域患病率为：儿童17.9%（14.1%-22.4%），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39.5%（35.0%-44.4%），成年人72.1%（69.5%-74.4%）。

　　2023年，墨西哥在5-14岁儿童中拥有最高的年龄标准化超重和肥胖患病率（28.4%），自1990年以来增长了34.2%。在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中，智利2023年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最高（51.9%），几乎是从1990年的28.3%翻倍而来。在成年人中，智利同样领先，2023年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79.9%，33年间增长了27.9%。哥伦比亚和巴西在研究期间成年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增幅最大，约为68.9%。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在各年龄组中的患病率最低。

　　2023年该地区肥胖人数估计为：儿童470万（353万-606万），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1350万（1080万-1650万），成年人1.27亿（1.10亿-1.44亿）。墨西哥儿童肥胖患病率最高（10.0%），且自1990年以来增幅最大（65.7%）。在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中，墨西哥肥胖患病率最高（21.1%），但相对增幅远低于巴西（646.0%）。在成年人中，委内瑞拉肥胖患病率最高（43.2%）。在最保守估计下，该地区17个国家中有9个国家（包括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阿根廷、巴拿马、危地马拉、秘鲁、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在考虑95% UI下限时，超过五分之一的成年人口被归类为肥胖。

　　5-14岁儿童肥胖趋势的年增长率在所有亚区域均保持在0.06个百分点以下，但中拉丁美洲除外。对于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肥胖患病率在1990年至2005年间保持相对稳定，但从2015年到2023年，除南拉丁美洲外，所有亚区域的年增长率均超过0.4个百分点。成年人在整个研究期间肥胖患病率年增长率超过0.35个百分点，自2015年以来，除南拉丁美洲外，所有区域均加速至每年超过0.7个百分点。

　　超重和肥胖合并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呈快速稳定增长，但单独超重并非如此。自1990年以来，青少年和成年人所有亚区域的超重和肥胖合并患病率年增长率均超过0.3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5-24岁个体的单独超重患病率增长缓慢且稳定，而2016年后所有亚区域成年人的超重患病率呈现负的年百分比变化。这表明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继续经历超重和肥胖的同时增加，而在老年人中则出现了从超重向乐虎肥胖的区域性转变。

　　队列分析揭示了强烈的出生队列效应，较晚近的世代在比前辈更年轻的年龄就达到了更高的肥胖阈值。例如，1980年出生的男性在40岁时肥胖患病率为29.6%，而1950年出生的男性仅为10.6%。女性的模式尤为引人注目：1955年出生的女性在65岁时肥胖患病率达到38.9%，而较年轻的队列在其生命历程中提前数十年就达到相似或更高水平。1975年出生的女性在45岁时患病率已达40.8%，1980年出生的女性在40岁时已达38.8%。

　　2023年，拉丁美洲有1580万（809万-2280万）DALYs和42.4万（23.5万-58.4万）例死亡可归因于高BMI。尽管整个地区从1990年到2023年DALYs的增长幅度很大，但各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危地马拉是归因于高BMI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增幅最大的国家（86.3%），而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和哥伦比亚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未见增加，其变化的不确定性区间包含零，表明既无明确增加也无明确减少。在这四个国家，年龄标准化死亡率的下降抵消了伤残寿命年的上升，导致了平稳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然而，由于人口增长和老龄化，这四个国家归因于高BMI的DALY绝对数量在1990年至2023年间均有所增加。

　　比较分析显示，高BMI已成为该地区健康损失的主要贡献者之一。2023年，在女性中，高BMI是整个地区DALYs的前三大风险因素之一，并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和乌拉圭成为所有原因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首要风险因素。在男性中，高BMI在大多数国家也位列前三大风险因素，但在洪都拉斯排名第七，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排名第五。

　　归因于高BMI的病因特异性DALY率在性别和区域间显示出相似的排序。对女性和男性贡献最大的前三类疾病均为糖尿病（女性每10万人963.5 DALYs，男性每10万人998.4 DALYs）、缺血性心脏病（女性258.2，男性446.5）和慢性肾病（女性283.0，男性357.8）。对于女性，高BMI还是乳腺癌、子宫癌和卵巢癌负担的风险因素。

　　大部分归因于高BMI的负担集中在成年期；哮喘是唯一通过其量化超重和肥胖直接影响儿童健康的病因。对于女性和男性，归因于高BMI的负担在60-64岁个体中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腰痛是前五大病因中唯一女性负担高于男性的病因。在该地区各国，受高BMI影响最严重的病因特异性健康结局排序相似，但负担水平差异很大。例如，糖尿病方面，墨西哥的年龄标准化DALY率最高（每10万人1789.0），智利最低（每10万人264.4）。

　　2023年，拉丁美洲25岁及以上成年人中三分之一患有肥胖症，四分之三患有超重或肥胖，导致1580万DALYs可归因于高BMI。尽管高BMI的当前负担仍集中在老年人中，但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趋势预示着未来风险的重大转变。在拉丁美洲，15-24岁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肥胖患病率在1990年至2023年间增加了346.3%。一旦青少年跨越肥胖阈值，持续缓解至超重甚至正常体重的情况并不常见，这突显了制定专门针对这一年龄组的预防政策的必要性，而非仅关注已患病的成年人。

　　自2010年代以来，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出台了旨在降低肥胖患病率的国家级政策。智利于2012年颁布的《食品法》为一系列针对儿童肥胖的法规奠定了基础，随后实施了高糖、钠、饱和脂肪和热量食品的强制包装正面标签、含糖饮料税以及校园垃圾食品禁令。研究表明，强制性包装正面警告标签为限制购买高糖、钠、饱和脂肪和热量产品以及推动产品改良提供了强有力的真实世界证据。然而，这些措施在与结构性政策组合实施时最为有效。

　　该研究指出，GLP-1药物的全球生产能力预计最多只能覆盖1亿人，少于拉丁美洲估计的1.27亿25岁及以上成年肥胖患者。GLP-1供应限制、高昂价格和有限的经济保障意味着获取机会可能集中在较富裕群体中，可能加剧该地区已充分记录的健康不平等。因此，肥胖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年轻人群中患病率上升的集中性，强调了在药物护理之外继续重视人群层面预防的重要性。

　　该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包括：不评估高BMI趋势的上游决定因素或旨在改变这些趋势的政策因果效应；负担估算依赖于主要来自该地区以外的风险-结局关系；BMI不能捕捉体脂分布，无法评估中心性肥胖；5-14岁年龄组的实测BMI数据可用性极少导致广泛的不确定性区间；部分国家在过去34年中仅有1到7个数据源；假设风险-结局关系随时间和国家保持不变；用于计算归因负担的方法学假设暴露对健康结局的影响是即时的，未能捕捉早期高BMI的长期终身后果。

　　结论：尽管政府倾向于优先采取行动解决成年人中归因于高BMI的负担，因为对人群的后果更为严重，但本文强调了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实施预防政策的紧迫性。不幸的是，从1990年到2023年，拉丁美洲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中各国的肥胖增长率已超过240.8%。虽然公共卫生系统必须继续满足由肥胖引起的巨大医疗需求，但也需要立即从多个角度采取行动来解决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的多方面原因。该研究旨在提供更多关于此问题紧迫性的证据，并帮助政府监测其干预措施和政策，不仅要推动治疗进展和扩大归因于高BMI的疾病覆盖范围，还要防止肥胖日益侵袭拉丁美洲的青年并将负担延续到未来。